留學家．世界地圖

當台灣還在為十二年國教的作文分數吵得不可開交，美國企業與長春藤名校，卻正改變選才的標準。分數不再是人才的保證，盲目追逐成績，反而離成功更遠。
光憑優異成績即可進入美國名校？這是已經過時的想像。
今年，美國不少名校系所，不成文地提醒教授們，「注意亞洲學生GRE分數異常。」

麻省理工學院（ＭＩＴ）物理系助理教授李彥頡分享，近來ＭＩＴ的教授們不斷在內部會議被提醒，注意申請入學的亞洲學生，特別是中國、印度、台灣學生的ＧＲＥ分數異常偏高。李彥頡說，「病態地衝高分數的情況，反而扼殺了進名校的機會。」三十四歲的李彥頡，是極少數被ＭＩＴ物理系錄取的台灣籍教授（之前還有與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丁肇中共同發現J粒子的台灣人陳敏）。

不論東岸的哈佛、耶魯、布朗，還是西岸史丹佛等，美國名校整體錄取率都在創新低。

ＭＩＴ招生辦公室主任施密爾（Stuart Schmill）在該校工作二十多年，接受《天下》專訪時，告知今年ＭＩＴ收到一萬八千份國際留學生申請，較十年前多一倍，但名額卻增加不到五十位，這意味ＭＩＴ外籍生錄取率已從一○％降至六％。施密爾說，「我真的感受到競爭更激烈了，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，都想跨越疆界來這裡求學。」美國名校和企業，仍然重視思辨和批判性思考，但這之外，它們正重新建構一套能評估適應新經濟人才的方法。

1. 你能否帶動改變？
不久前，Google人力營運資深副總裁柏克透露，他們不再以GPA（學業成績平均點數）來決定是否雇用新人，他發現，「分數並不是人才保證。」
Google最在乎的頭兩種能力，一是處理大數據的認知學習能力，二是領導能力。所謂的領導，不是參與社團、擔任管理職這些表面的資歷，而是當遭遇問題時，你是否能挺身而出、是否能將團隊成員集體帶上來的「有效領導」。
在人才運用上，Google的確走得很前衛。Google有些創新團隊，甚至高達一四％員工沒有大學學歷。這在理工背景的學校最明顯。他們希望會解題的「阿宅」也能走入人群、改變世界。
世界最創新的實驗室之一，ＭＩＴ媒體實驗室，三年前，找來日裔美籍的伊藤穰一（Joichi Ito）擔任執行長。今年四十八歲的他早在二○○○年時就被《BusinessWeek》選為五十大亞洲之星。伊藤是兩所大學的中輟生，後來卻當上Twitter早期投資人、「創作共用」（Creative Commons）執行長，也是《紐約時報》董事會成員。

許多人都在觀察這位創業思想家，對人才的培養與判斷。
伊藤穰一進媒體實驗室後，把資源大舉放在創業。他想要鼓勵學生走出實驗室，改變現有的科技、社會和商業模式。去年，他自己投錢成立了「e14 Fund」，概念像育成中心，提供入選學生「模組化」的創業訓練，包括市場分析、生產計劃、專利申請等。當然，改變不只是口號。在伊藤網頁上，即便尋找研究助理，他都要求申請人具備語言表達力、優秀的科研、驚人的好奇心，以及「能在最後期限壓力下工作」的能力。
不論頂尖大學或企業，錄取人才的標準將更看重：推薦信的品質、能力勝於學歷，以及帶動改變的特質與具體事蹟。

2. 以熱情驅動學習
ＭＩＴ博士生管軍毅是成大機械系、台大機械所畢業生，他曾和團隊在台灣的「上銀機械手」比賽中，拿得第一。他們的團隊讓機器人跳舞、寫毛筆、辨識顏色與抓球，甚至還讓機器人舉啞鈴。
管軍毅從高中就展現對機器人的興趣，他認為自己錄取的關鍵是，「我很清楚告訴ＭＩＴ指導教授，我未來想做什麼、可以做什麼」。
當世界變得更競爭、複雜，名校門檻提高，美國教授們挑選學生，要看你對事物的熱情。管軍毅進入ＭＩＴ機械所後，主動跨系尋找更合適自己的實驗室。他不斷地蒐尋，最後找到媒體實驗室的教授賀爾（Hugh Herr）。
賀爾是熱愛登山的人，曾因山難被截肢，自此專注研究「人機合體」的材料與工程科技。穿著兩支仿生腳的他，仍爬山、活躍。他被《時代》雜誌譽為生化義肢領導者，去年他幫波士頓爆炸案中的截肢舞者，重返舞台。
管軍毅喜歡田徑與籃球，但又有退化性關節炎，他主動拜見賀爾，說他未來想為肢體不便或高齡者，製作智慧型輔具，結果順利進入賀爾的實驗室。

除了熱情有目標的學習，美國如今更強調學生跳脫原科系，甚至打掉專業，重新學習不同的專業。
二十四歲的羅凱恒，新加坡人，是布朗大學經濟系大四生。原本拿到新加坡公費獎金，但決定放棄，不想被公費的規定綁住。來到布朗後，他愛上電腦工程。在布朗，有個有利於學生跨界學習的制度，學生每學期可以選擇一到兩個科目（相當畢業科目裡五分之一的科目），要求老師不以「ABC」計分，而是採用「pass/fail」（是否通過）來評量。
羅凱恒說，「這個制度鼓勵學生放膽嘗試不同領域，不再擔心表現是＋A或－A，不在分數上計算。」
羅凱恒在大二拿了「電腦科學」課，老師以《哈利波特》活潑地解釋這門課，引發他的興趣。之後，他捨經濟學，而在今年畢業前，被微軟雇用，即將到西雅圖工作。

3. 思考與實作並重
不少有特色，以理工見長的長春藤名校或特色的工程學校，如歐林工程學院，愈來愈重視實作和執行的經驗，要學生活用數理知識。
過去幾年，哈佛大學等法學院就有「法庭實習」（clinics）課程，強調學生能實地運用所學，以便畢業後能順利銜接實務生涯。
在這法庭實習課裡，有實務經驗的教授，會帶著學生，實際接受客戶的委託、撰寫訴狀，甚至上法庭辯論。

不論法商醫工哪種領域，愈能批判思考又有執行力的人，愈吃香。
曾是台灣Google第三號員工、後來創辦網路卡拉ＯＫ平台的愛卡拉（ikala）執行長程世嘉，分享他在史丹佛求學時課程裡的一個專案「讓你的狗爬樓梯」，學生要做出一隻會爬樓梯的機器狗。
程世嘉說，從原理、寫程式、手做，課程壓力很大，其實等同台灣三門課，而且老師比學生還會寫程式，「台灣老師比較形而上，但史丹佛的教授很hands on（懂得實作）。」
學生在實作中，會遭遇真實情境的困難和挫折，這是習慣演算和紙筆應試的學生缺乏的經驗。
除了上述三種特質與能力，另外兩項能力都和向外聯結有關。

4. 懂得拓展和冒險
美國衛斯理學院大二學生施乃文，在曉明女中就讀數理資優班時，不太適應台灣制式教育，於是大膽向母親提議高中到美國探索。美國五年的學習，她那種自發性向外開拓的冒險性格，讓她不斷累積好的紀錄，遠超越同齡者。
高三升大一那年的暑假，施乃文徵選上Google最年輕的科學營隊，三十個來自不同國籍的北美學生，被要求在兩週內學會寫app。結果她的作品被Google工程師共同票選為最好的app。「我高中自學以Java電腦語言寫程式，沒想到都用上了，」施乃文說。
她不只拿衛斯理的課，她也會搭一小時的車到ＭＩＴ修課或旁聽。而大一暑期開始，就準備一年後的企業實習申請，「這裡的競爭很激烈，很緊張，不能被動，什麼東西都要自己來，要爭取被看見。」施乃文很珍惜每門課、每個暑假，不只是熱情學習，更是打造自己未來的履歷。
有多年面試經驗的香港中文大學客座副教授林夏如說，世界的變化太快，隨時得打破舒適圈，會先看看學生是否有「肯幹、上進、冒險」的人格特質。

5. 要當跨文化的搭橋人
因《虎媽的戰歌》而成名的耶魯大學教授蔡美兒（Amy Chua）在接受《天下》專訪時，提及文化交流的重要。她來自福建，丈夫是猶太裔美國人，兩個女兒蘇菲亞和露露，從小在儒家與猶太文化成長。
蔡美兒說，「我總告訴他們要認真學習、聽命老師和父母；但我丈夫卻總提醒女兒不要聽老師的，面對權威要永遠保持懷疑態度。」虎媽在女兒身上看到中西合璧的優點，如今長女蘇菲亞在哈佛，幼女露露剛進耶魯。
不少人批評，美國名校如今是有錢人的遊戲，家世背景夠好，才能培養出有足夠跨文化的流動經驗的孩子。這或許是實情，但仍有不少靠自己實力，拿獎學金的留學生。他們有更強的動力，跨越限制。
過去，中國和韓國留學生，最常被批評留學時總在經營小圈子的文化。但隨著在第二、第三代中國和韓國留學生，一波又一波的學習，現在也有少數中國留學生開始參加各種社團與社群，打進核心。他們開始知道要真正融入生活，展現社交面的企圖。
台灣人才的聰明才智不亞於美國名校生，只是要更勇於改變學習的窠臼。在激烈變動的環境，對學習與帶動積極改變的熱情、對環境的適應與彈性，遠比學什麼或是否進名校，來得重要。

文章轉自：天下雜誌